永定河是北京境内最大的过境河流之一。据历史记载与考证，从东汉到金、元朝一千多年期间，多次在永定河出山口一带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灌溉北京西部、北部、东部大量农田，促进了经济发展，为金、元在北京建都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三次开凿运河发展首都漕运。特别是元初郭守敬开凿运河成功，“以漕西山木石”，为大都的兴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建筑材料。明、清以至现今这里又成为首都防洪的重点设防区。因此，了解永定河出山口一带的古代水利工程，对北京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对认识家乡，搞好家乡建设也有借鉴作用。

    北京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戾陵堰(又称戾陵遏、刘师堰)和车箱渠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这一工程的最早记载见于五世纪成书的《水经注》：“鲍丘水人潞，通得鲍丘之称矣。高梁水注之，首受灅水于戾陵堰。”鲍丘水即今温榆河，灅水即今永定河，它勾画了这一水利工程的走向：经戾陵堰拦截的永定河水，从车箱渠进入高梁河后汇人温榆河，再流入通县境内的潞水。

    载于《水经注》中的刘靖碑文，说明了工程的建造经过及其规模。“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乃使帐下督丁鸿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戾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至景元三年，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看出戾陵堰始建于嘉平二年，即公元250年，距今已1700多年。这项水利工程由两部分组成：其一在灅水(即今永定河)上修一道水坝，高约二点五米，长约七十余米，宽约九十米。坝不高但很宽。枯水季节可以蓄水，提高水位，洪水季节又能顺利行洪。设计者充分考虑了永定河不同年份、不同季节水量差别大的特点。这条坝以石景山为依托，东西走向，在四平山和石景山之间形成了一个小水库。工程之二，在石景山和黑头山之间的地形缺口处，凿穿小山梁修通一条渠道称为车箱渠。渠道和高梁河勾通，经昌平、密云、通县一带，绵延四五百里，灌溉二十多万亩土地。车箱渠通过小山梁开凿最深处为十丈，成为车箱渠的咽喉，刘靖将水门设在那里。十二年后水利使者樊晨重修了水门，经军队和地方的共同开发，这个灌溉系统的浇灌面积达到了一百多万亩。

    东汉后期爆发了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的腐朽统治。起义失败后，东汉政权瓦解，陷入混战状态达三十多年，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三国时代的曹操，广招天下人才，大举屯田，军屯、民屯并举，增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统一北方。曹操死后，曹魏统治者继续大规模屯田，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使魏成为魏、蜀、吴三国中实力最强的一方，为其后西晋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屡废屡兴绵延千载

    戾陵堰修成以后，曾多次毁于洪水。但它巨大的灌溉效益吸引许多有识之士不畏艰难多次重修，使这项工程沿用了近千年。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晓骑将军平乡侯弘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命司马关内侯逄恽，内外诸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工四万有余焉。”从史料记载看，最早修复利用这项水利工程的是刘靖的儿子刘弘。刘弘亲临现场指挥，制定修复方案。命司马关内侯逄恽所属将士二千人对这项水利工程进行修复和重要改造。为了防止洪水再次涌入水门，修了很长的防洪堤岸，并同时修了石渠，将水门从车箱渠咽喉处上移。新修的水门深度由原来的十丈减少到五尺。使洪水不能直接涌人深达十丈的车箱渠咽喉，新的水门使车箱渠最大入水量得到控制，确保了车箱渠及其下游灌溉系统的安全。与此同时修了主遏，由于这项水利工程的巨大效益使官府和百姓都得到了实惠，所以在修复和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王侯主动派人助役，许多老百姓也自动到工地参加劳动，有的妇女还背负着婴儿，场面热烈动人，这次戾陵堰修复之后，刻石立碑以示永久纪念。

    二百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于公元519年也重修过戾陵堰。《魏书》裴延俊传有：“转北平将军幽州刺史，范阳有旧督亢渠、经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延儁谓疏通旧遗迹势必可成，乃表求营造……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赖之。”从这段记载中我们注意到两个问题，其一，“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说明从刘弘到裴延儁的二百余年间，戾陵堰被长期使用过，以至在裴延 重新修复戾陵堰时，河道中还有几条废堰体的遗迹。其二，修复后的戾陵堰、车箱渠又达到相当的规模，它和督亢渠两处水利工程灌溉面积之和又达到了一百多万亩，为利十倍，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

北齐斛律羡也维修、利用、扩展了这个水利工程。《北齐书》斛律金传：“天统元年斜律羡官出幽州刺史，导高梁水北合于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

  隋、唐有引永定河水广开稻田的记载。辽史有“狼山神、戾陵陂”的记述。金、元在开运河的同时，充分考虑了继续发挥这项水利工程的灌溉作用。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永定河水通过戾陵堰、车箱渠哺育了这里的人民，繁荣了农业经济，为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金、元三次开凿运河

北京成为都城以后，便开始了引永定河水进行漕运的尝试。第一次从石景山开凿运河是金在北京建都十余年。金于公元l153年迁都中都即今北京，开始酝酿在石景山凿金口开运河。《金史》河渠志：“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契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这次开运河由于设计不周到，施工草率而失败。大定二十七年（1188年），金统治者为了防止洪水威胁都城，把金口堵死，把引水灌溉也废弃了。这次开凿运河，入水口在麻峪村西，闸门设在麻峪村东的孟家山。

第二次从石景山开凿运河，是蒙古族政权决定在北京建都时。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东部诸王和汉人军将的支持下，打败以他弟弟阿里不哥为首的草原落后势力。至元元年即公元1264年改燕京为中都，开始大规模建都工作。这时都水少监郭守敬提议重开金口。《元史》河渠志：“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元世祖采纳了郭守敬的建议，记有：“至元二（1265年）年都水少监郭守敬请复金口河，世祖纳其议。”“三年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大德二年（1298年），闭金口闸。浑河水发，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堵金口河，浑河水势浩大，都水监郭守敬将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六年修堤浚河，春正月筑浑河堤长八十里，四月修上流石景山堤。”   

郭守敬主张复金口提出了三条理由，其一，灌溉土地，其好处无法计算。其二，可以致西山之利。其三，广京畿之漕。元初在石景山附近开凿运河，是三次在这里开凿运河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自开闸放水到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下闭闸板，使用了三十余年，对大都的兴建起了极大作用。运河开成后兴建大都开始，由于兴建都城的需要，门头沟的采煤业、烧灰业都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运河开成，建筑材料、生活用品源源不断运进都城。但是西山茂密的森林也遭到毁灭性砍伐。三十多年以后，终因水势浩大，为了大都的安全忍痛割爱，在郭守敬从昌平白浮泉一带获取稳定、充沛的澄清水源后，放弃了这条运河。

元末，公元1342年再次重开金口。据《元史》河渠志：“至正二年，正月兴工，四月工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泥沙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重，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这次运河没有开凿成功，提议开运河的人也被杀了。这次重开金口虽然失败了，但其中也有成效。首先，金口的闸板变成了铜闸，提高了闸板的抗锈蚀能力。其次，根据明初成书的《北平图经志书》记载：“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重兴工役，从三家店分水入金口，下至李二寺通长一百三十里，……”取水口从麻峪村西上提到五公里外的三家店。这一带河床窄，河床比较稳定，泥沙不易沉淀，能提高入水口的安全程度和使用寿命。节省了大量筑堤挡水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利于保证石景山地形缺口处的安全。这说明元代的水利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

六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还没有将它完全埋没。金、元三次开凿运河从麻峪村中穿过，因而有东、西麻峪之称。石景山和黑头山之间的小山梁两侧都曾走过水，所以又有南、北金沟之别。

《续行水金鉴》卷首永定河图标明了南北金沟在石景山一带的地理位置。

戾陵堰、金口、车箱渠、金沟河这些古代水利工程曾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古籍对此有很多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吸引了不少人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大多苦于缺乏实证材料。我们作为生长在永定河出山口的门头沟人和历史文物爱好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和使命感投入了对这些古代水利工程的调查。从1988年至1991年，我们利用节假日进行了几十次考察访问，果真有了振奋人心的发现。

发现之一，石景山发电厂新厂主厂房基础中的古堤坝。

1989年8月1日我们访问了石电新厂工地王忠利工程师和副书记李振伟。王工程师当即展示了一张施工图，告诉我们在开挖主厂房地基时发现过一道堤坝，毛石砌成，走向自西而东。在主厂房东侧折转成自北而南，直抵石景山。整个坝体呈雁翅形展开。坝体完整，没有缺口和残破，十分坚固。坝体下宽上窄，底宽二至二点五米，顶宽零点八至一米，平均高度二点五米，平均厚度一点八米，堤坝顶部距地表四米多。共开挖出约三百米长。厂房基础西部仍留有坝体，因为和工程无关没有开挖。坝最深部位在雁翅的转折点，坝高三米多。这段坝下有宽十米的旧河道，向北延伸，有较厚的沙土沉积和熟土层。无疑这条古堤坝是研究这一带古代水利工程的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可惜的是施工部门没有将这一重要的地下发现上报，也没有留下有关的录相或照片。王工程师为了计算施工障碍，留下了一张关于堤坝走向位置的详图及相关的数字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证据。当天我们向石景山区的关续文同志介绍了了解到的情况。后来关同志写了有关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文物报和燕都杂志上。

我们认为这条古坝是元代的防洪堤。古籍记载元、明、清三代在石景山一带筑过堤坝。《畿辅安澜志》、《永定河志》、《光绪顺天府志》对清代堤坝的石料、形状、长度有过详细的记录。清代石景山堤坝用的是片石，坝后有戗堤，一部分工程与明代工程重合。新发现的这条堤坝石料是毛石，也无戗堤，可能是明清以前的遗物。堤坝修成以后河床淤积深度五至六米。堤坝的长度和元朝修石景山堤一百七十步的记载相符，验证了古籍的记载。

1989年夏季我们在麻峪村访问，村民告诉我们，原石景山公社沙石厂在永定河道采砂石过程中，发现几十块打凿规整的石材。埋藏深度距地表约五米，散乱放置。当我们得知这一情况时，沙坑已经回填，可喜的是村民将石材拉回村里三块，放在公路旁供人们乘凉使用。其中大的一块开有闸槽，石材长一点六米，宽零点四三米，厚零点四米，闸槽宽二十五厘米，深十四厘米，石质十分坚硬，打凿精细。三块石材上都凿有浇铸银锭锁的梯形小石槽，槽口宽三点五厘米，底宽六点五厘米，长七点五厘米，深三点五厘米。这些石材出土地点在麻峪村西北，距麻峪村约一公里。

我们认为这些石材只有朝廷才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采运开凿。从埋藏深度看，可能是金、元代遗物。石材堆积点可能是金、元运河取水口工程的料场。据我们分析，金、元代运河的取水口是一个有节制闸板的石砌建筑，建筑不仅使用了强度很大的粘合剂胶结石材，还用浇铸银锭锁的办法将建筑牢固地连成为整体，可以抗拒汹猛浩大的洪水。从石料堆积地点看，永定河在金、元代以后已经东移大约二百米。麻峪村突入永定河河道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石材出土地点以西五十米处，与石材同一层位有一条浆砌的挡水堤坝，堤坝使用石料和石电新厂基础中的古坝一样，也是毛石，坝的形状也差不多，上窄下宽。底宽二米多，顶宽一米，高二米，平滑面向西，堤坝很牢固。这个残坝只保留了约四十米。石坝使用的粘合剂中石灰的比例很大，约占70％，说明当时烧灰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北京使用煤大量地烧灰很可能在元代，元至元年间设立烧灰、采煤的管理机构就是证明。从以上分析看，这条堤坝很可能是元代遗物。堤坝的平滑面朝西，可证明当时永定河在这条堤坝以西，是永定河金、元以后东移的又一证明。

我们多次登石景山考察。山南麓一组摩崖刻字引起我们极大兴趣。这组刻字有四片，分别刻有：“丁□河南府石匠二十四名至元三年四月八日记耳”、“汾州石匠至元□年”、“齐中路石匠到此造”和“南京路石匠三名至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刻字的大小、字口的深浅都不一致，像是工匠们信手而凿，想留下在这里劳作的纪念。相沿成习，每换一批工匠就留下一处刻字，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摩崖刻字的时间恰巧是元朝决定重开金口的时间。工匠来自河南、山东、山西，来自当时蒙古族占领的中国北方各地。刻字之一“丁□河南府石匠二十四名”，从侧面告诉我们，参加这一工程的不仅有属于自由民的“丁”，还有失去自由的工匠奴隶。元朝有众多被称作匠户的工匠奴隶，每当国家进行大工程，总少不了有这些工匠奴隶参加。这种情况多见于元史记载。这组刻字还向人们揭示了为什么至元年间可以在石景山一带开成运河，并使用达三十余年的原因。郭守敬主持这项水利工程，工程设计合理；元朝统治者对这项工程高度重视，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了大批工匠精心施工，不惜时日也是运河成功的重要原因。

戾陵堰、车箱渠究竟在什么位置，学者们众说纷坛，找到实证材料是推动这项研究的关键。戾陵堰低矮、宽大的坝体，数万方石料，不会不在河床内留下遗迹。石景山南麓明代《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且夫净土寺，古刘师堰石记云”，净土寺是古刹，不会晚于唐代。根据碑刻的内容看，在唐或唐朝以前净土寺里曾有关于刘师堰的刻石。这说明刘师堰即戾陵堰就在石景山。我们根据刘靖碑的内容绘制了戾陵堰、车箱渠的位置图，发现石电新厂配套工程的一座桥与戾陵堰位置相交。我们访问了施工单位北京市水利工程基础处理总队队长，他告诉我们二号墩基础钻孔时曾发生偏孔和漏浆现象。又访问了当年的施工技术员侯云英，她给我们看了桥基的地质资料。这座桥七桩六孔，全长五十余米，桥墩深度二十一米至二十五点五米。一、二号墩各为二十四米。一号桩十七米以下是漂石和孤石层。二号二十米以下是漂石层。其他五个桩为砂石层。我们认为，一、二号墩下的漂石层就是最初的戾陵堰堰体。因石笼间有较大孔隙，加之编制石笼的木质材料朽烂，加大了石笼间空隙，所以产生偏孔和漏浆现象。二号墩二十米以下有漂石层。减去桥墩深入基岩的一米多，漂石层的厚度和史料记载“遏高一丈”相符。一号墩的漂石、孤石比二号高出一个坝体，说明维修改造戾陵堰时改变了走向。由此可以看出，当年戾陵堰建在河床的基岩上，历经一千七百多年，砂石在石景山西侧已经淤积了二十余米。

戾陵堰位置的确定可以澄清以往的纷坛众说。戾陵堰不在石景山南，也不在石景山北，而是在石景山西侧，依托石景山，向上游斜向切割河道，在石景山和四平山之间形成小水库。永定河水自西北方向经麻峪村西向东南而下，水的主流直接撞击石景山，在石景山北侧形成一个很大的洄水湾子，大大减小了洪水的冲击力，然后水从戾陵堰的坝体上溢出，流向下游卢沟桥方向。

戾陵堰在大多数年份不直接承受洪水的冲击，大大提高了戾陵堰的安全程度。这既符合历史记载，又符合水利建设利用地形的规律，“依北岸立水门”，水门的位置就便于确定了。石电新厂主厂房地基中出土的古坝雁翅交汇点恰巧在北岸，这里有一条古河道，便是车箱渠的入口，其宽度十米左右，与刘靖碑“门广四丈”的记载相符。从戾陵堰的基岩算起，到石景山和黑头山之间小山梁的过水点，高差接近三十米，也和刘靖碑“立水十丈”的记载相符。也就是说在石景山小山梁刘靖当年曾开凿过一段近三十米深的石峡作为水门，这也就是后人称之的“古金口”。后来北金沟沿着这个方向流出西山。

 有人认为刘靖碑中记述的“水门宽四丈，立水十丈”是立水十尺之误。我们认为当时刘靖修车箱渠水门确为十丈，不是十尺之误。石景山前开阔的水湾处自元至今淤积泥砂五至六米，自三国时代至今一千七百余年，石景山山角下砂石已经淤积了约二十米。显然当时车箱渠通过石景山地形缺口开凿的深度要接近三十米，在这里设水门高度为十丈更近乎情理。十尺之说是忽视了对这里地形的考察，也忽视了永定河泥砂沉积这个重要因素。况且许多有关古代水利工程记载的行文中，将一丈叙述为十尺的写法极为罕见。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如若刘靖设水门宽四丈、立水十丈，闸门用什么质料?如何启闭?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有以水门大小控制水量的，使多余的水从渠道自然溢出，不须设闸；也有以多块闸板控制水量的；还有以大石堵塞水门，从石隙中透水，以堵塞石隙的方法控制水量的，我们认为车箱渠的水门属于后一种。因为水门处堵塞的石料高度不太高，所以元康五年大洪水从水门石料上漫过去，造成上部车箱漫溢。

梁山，是学者对戾陵堰位置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许多人认为石景山是梁山，所以水北有梁山，车箱渠就应在石景山以南。石景山是不是梁山?石景山上明代《重建石景山天主官碑记》：“神京之西四十里许，山曰石经，又云湿经，亦名石景。”《光绪顺天府志》：“石经山，一名石景山，又呼石经山。”可见明清，至少《光绪顺天府志》成书以前没有称石景山为梁山的。梁山的称谓是后人强加给石景山的。刘靖碑：“堰水自堰枝分，东经梁山南”，“水北有梁山”，水是指戾陵堰之水。戾陵堰将永定河水挡在石景山和四平山之间形成小水库，也就是古人说的陂塘。石景山显然是在堰水以南，四平山才在堰水之北。四平山山脊平直，自永定河边向东北逶迤伸展直达八大处一带。根据当地人们的一般称谓原则，四平山不愧为“梁山”(有山梁之山)。而石景山是座孤山。至今当地人也有称石景山为孤山的。在四平山上观源流远比在石景山上观源流视野要开阔得多。当年刘靖登梁山以观源流，登的是四平山，而不是石景山。

寻找金口遗址一直是这项水利工程研究的关键。金口的位置众说不一，其实金口在石景山一带有两处。一处是刘靖开车箱渠的水门，金、元时期称为古金口，其位置前文已经述及。另一金口是金、元三次开运河设立闸板的地方，位置在今麻峪村东的孟家山。《金史》有“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一百四十余尺”的记载。元《名臣事略》有“至元二年都水少监郭守敬，请复金之金口河，其西开减水河”的记述。《析津志辑佚》：“浑河金口铜闸，在宛平县西南三十五里东麻峪，乃卢沟东岸，金大定二十七年始开之，名曰金口。”金、元三次开运河，尽管进水口不在一地，但闸门设在同一地点，这就是金、元时期的金口，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口。

《析津志》的作者熊自得是元末人，他在门头沟斋堂写了《析津志》一书，这是关于北京的第一部志书。麻峪村正好处在京城去斋堂的通道上，熊自得可能是亲眼见过孟家山金口铜闸或遗址的人，所以他记的有关金口铜闸的位置应是确切的。遗憾的是《析津志辑佚》一书将金开金口的时间写错了，将大定十一记成为大定二十七年，而大定二十七年是闭金口的年代。《析津志》一书已经散失，原文无从查考，可能是后人在多次转抄中出现的错误。

有人认为石电新厂地基中堤坝折转点下的古河道是郭守敬的减水口，这显然是把金口的位置搞错了。水利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一带开减水口不仅洪水泛滥时不能减水，反而能成为洪水通道。郭守敬开减水口在金口以西，也就是在麻峪村东孟家山金口闸以西，那里才有“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患”的地势。也才符合金口西预开减水口的记载。

由于永定河泥沙沉积，河床一年比一年增高，洪水对石景山地形缺口的威胁年甚一年。金、元以后北京成为首都，政治、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防止洪水威胁都城安全成为统治者考虑的主要问题。再加之郭守敬从昌平引白浮等诸泉之水入瓮山泊(即今昆明湖)，再入积水潭，使通惠河获得稳定的澄清水源。从此，永定河出山口就开始了以防洪为主的新阶段。郭守敬重开金口三十多年以后，由于永定河水势浩大，他断然闭闸堵渠，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二十年后，“七月大霖雨，卢沟决金口，势倾王城。”南北金沟同时决口，情况十分危机，立即补筑大堤一百七十步，阻住了洪水。元、明、清这里成了防洪的重点设防区。特别是清代，把南、北金沟划为宛平县境内二十四段防洪区的第一号。筑北金沟片石堤十丈，南金沟片石堤三十丈七尺，后来内帮加片石戗堤四十丈七尺。解放后人民政府更加重视首都安全，1982年重修了永定河大堤，可以防御万年一遇的大洪水。

明清时期永定河出山口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三家店永定河两侧。元末，从三家店引水通漕失败以后，将漕渠改造为灌渠。后来，三家店东南被水淹没，土地荒芜。人们为了乞求龙神的保佑，在三家店村西修了龙王庙供奉四海龙王和永定河神。到了清朝，三家店、老店、五里坨、高井、麻峪、广宁村六个村子联合  起来，成立水利管理机构。开渠引水灌溉现在门头沟三家店至石景山广宁村的上万亩良田。管理机构的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负责人由各村公举，另有专职的办事人员，负责水利工程的维修，收取水费和春季破冰引水等事宜。后来管理机构定名水利会。每年六月十三日，水利会在这一 天收水费，给龙王上  供，并开酒席吃大挑面庆祝龙王生日。至今三家店龙王庙里还保存着七八十年以前水利会的各种账本，成为研究民间水利组织的宝贵资料。  

和三家店对峙的永定河西岸，有一处较大的水利工程，叫城龙灌渠；这个水利工程的取水口原在琉璃渠村口，附近三家店水闸建成后，自水闸引水浇灌城子到卧龙岗十余村的数万亩良田。全长有十余公里。这个工程建于1887年，主持这个工程的是清朝奏办直隶顺天河务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在门头沟境内下苇 甸、丁家滩、水峪嘴、车子崖和琉璃渠五处兴修水利。《光绪顺天府志》记有：“其上游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于丁家湾等处，凿渠伐石，筑坝五。其取石法，四围凿孔，以火药轰取，举手之顷，数日运之不尽，小石以烧灰”，“大石筑坝，各坝随山逶迤长可一千数百丈。”皇帝派恭亲王、醇亲王亲自验工视察。老百姓称赞王德榜“驭军有法，兵民相安”。“其火药轰石，即省检凿之劳，复免挽运之费，其功效实不止事半功倍。”王德榜可能是我国把火药用于兴修水利工程的先驱。

我们在王德榜兴修水利的五个地点进行了几次考察，发现了两处同王德榜兴修水利有关的摩崖刻字。在下苇甸、丁家滩之间永定河转弯处的一片山岩上，有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醇亲王到此”五个大字，证明了醇亲王视察河工的记载。在水峪嘴和车子崖之间的岩壁上有：“统师徒、杀水势，燕民从此乐熙熙”十三个大字。右边两行题记为：“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奏办顺天河务前福建布政使达冲阿巴图鲁楚南王德榜题。”左边落款为：“光绪八年孟春谷旦立于野西河滩。”三家店拦河闸北岸防水墙上砌有同永定河治理有关的诗碑残段。百年沧桑，几经变迁，城龙灌渠仍是门头沟境内最大的灌溉工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在三家店修了引水闸，在永定河上游修了官厅等多座水库。旧社会放荡无羁的永定河终于驯服了。一千五百多年前永定河土山口的河段曾被称作清泉河，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河水是澄清的。后来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清泉河成了浑河、小黄河、无定河。黄水滔滔，山洪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服了永定河；现在清澈的永定河水经过梯级多次发电 以后，流进了工厂、农田和人民的家庭。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北京水利史志通讯》、《北京水利》杂志，后被收入《石景山文史资料》、《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等书。

 

     本文两位作者与中国水利史学会会长姚汉元教授（左二）、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左三）合影